城读│不受约束的智慧城市是监控城市，我们需要的是足够智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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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约束的智慧城市是监控城市，我们需要的是足够智慧的城市

急于成为智慧城市可能会带来新见解和效率，但代价是创造出一个政府和公司拥有巨大权力来剥削和操纵公众的城市。

Ben Green, 2019.The Smart Enough City：Putting Technology in Its Place to Reclaim Our Urban Future, MIT Press.

本·格林著，李丽梅译，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Sources: 

https://smartenoughcity.mitpress.mit.edu/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7/opinion/cities-privacy-surveillance.html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20/03/unchecked-smart-cities-are-surveillance-cities-what-we-need-are-smart-enough

http://bostonreview.net/science-nature/ruth-miller-smart-cities-book-review

智慧城市正在监视你

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街头，置身于互不相识、擦身而过的人潮中，你感受到城市特有的消失于人群中的匿名性和安全感。

但是，随着城市政府和公司纷纷打造“智慧城市”，安装各种先进技术装备（例如摄像头、传感器等），无孔不入收集数据，打造超级连接、高效便捷的智慧城市空间。这种匿名的体验逐渐被打破，日益成为明日的回忆。

以智慧城市技术的典型代表人脸识别为例。有的人脸数据收集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但更多的人脸数据收集是在你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因为人脸识别可以远距离悄无声息地进行。

回到小区门口，你发现要刷脸才能进门。终于你回到家打开邮箱，收到交通管理部门发来的罚单：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你因闯红灯过马路违反交通规则，人脸识别确定你的身份住址，据此准确寄出罚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今天的城市不断部署技术，扩大政府和公司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当然，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有益的结果：减少交通拥堵、改善基础设施、节约能源、提供便捷服务、破获案件逮捕罪犯等。但这些数据包括城市居民的个人活动、个人身份、乃至个人生物特征的详细信息，而这些数据可能被泄露、被滥用于许多有害的方面。

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指出：“现行的人脸识别技术，无论是在收集、保管还是使用的环节，都存在诸多的问题。” 人脸识别技术以效率、方便和安全之名，要求个人放弃隐私，最后的结果是牺牲隐私却换不来安全。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城市今天部署的技术将在定义未来的社会契约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智慧城市技术已经成为增加监控、提高企业利润的隐蔽工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技术会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种不民主的架构增加了政府和企业对公众的权力。

首先，智慧城市技术让执法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识别和追踪个人。警方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或者与公司合作，要求访问公司持有的数据和视频录像，从而建立广泛的监控。例如，在洛杉矶，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在2016年和2017年记录了超过2.3亿辆汽车的位置，通过数据共享协议，这些信息可以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所掌握。再如，俄勒冈州波特兰郊区警方为协助犯罪调查，利用亚马逊的人脸识别软件识别了1000多名出现在摄像头拍摄视频中的人。

其次，对于那些急于扩大数据收集的规模和范围的公司来说，智慧城市让他们梦想成真。在无线信息亭、垃圾桶和路灯上放置摄像头和传感器的公司，将获得以往无法实现的对个人行为的深入了解。而且，由于数据收集触角无孔不入且不留痕迹难以追踪，在公众不知情或未经公众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共享数据，一家公司的数据极易落入另一家公司手中。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用来将人们排除在信贷、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之外，从而规避反歧视法律。

一旦安装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想要避免被追踪几乎是不可能的。传感器将监控任何拥有蓝牙或无线连接设备的人的行为。鉴于摄像头的扩张范围和人脸识别软件使用日益广泛，即使放弃个人数字技术，也无法逃脱监控。如果你想避免被追踪，就必须远离智慧城市。

其中，城市贫民面临的智慧城市监控的危害最为严重，他们本来就最容易受到网络追踪。例如，富人可以放弃免费无线服务，转而使用付费的个人网络套餐，但底层社会居民为了换取免费接入互联网，必须接受被追踪的代价。因此接受智慧城市无处不在的数据收集是不可避免的，并相信选择退出是一个合理选项的神话，其结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阶层体系：一个更高阶层的公民可以免遭被操纵或控制的恐惧和一个更低阶层的公民必须持续放弃自己的隐私，如此方能在主流经济体系内生存，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

因此，智慧城市为福利机构、警察、雇主、数据中介和其他利用数据控制城市穷人生活的人提供了一种监控和剥削的新工具。一位单身母亲可能会被算法标记为取消福利，因为她在某次抗议活动中被警察随身摄像头摄录在案。一位黑人青少年可能会被警方识别为监控对象，因为他连接了一个经常被有犯罪记录的人所使用的公共无线信标上。一位老人可能会成为掠夺性贷款的目标，因为他的车最近驶出扣押车场时被自动车牌识别器识别出来。

然而，上述的事例并非新技术的必然结果。要创造出人人可以自如穿行城市，而无需担心被监控和被剥削，我们需要将智慧城市技术的开发和控制民主化。城市政府必须将技术决策建立在民主讨论和审议的基础上，让公众在技术开发、获取和使用时具有发言权。

但是，仅仅向公众宣传还不够，公众必须对市政技术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例如，近年来西雅图、加州奥克兰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通过监控条例，要求每个市政部门在获取任何监控技术之前，都要召开公众会议并获得市议会的批准。旧金山在2019年5月通过了全面禁止市政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禁令。

城市还必须要求技术公司尊重公众的隐私。城市政府可以要求技术公司制定可执行的隐私标准。城市政府可以将保护隐私作为公司在城市中经营服务的一个条件。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是这种做法的先驱，它调整了与几个主要技术供应商的合同，以加强公众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

我们必须审视智慧城市，因为通过应用技术，我们将回答21世纪城市最根本的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城市设计应该优先考虑谁的需求？政府与其选民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什么样的？社会应该如何应对犯罪？在与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应该有多大自主权？

急于成为智慧城市可能会带来新洞见和效率，但代价是创造出一个政府和公司拥有巨大权力来剥削和操纵公众的城市。不受约束的智慧城市是监控城市，我们需要的是足够智慧的城市。本·格林在《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一书中，批判技术障目者在建设智慧城市时如何走上了歧途，并提出一个替代性愿景——足够智慧的城市。本书论述为什么城市必须力争做到“足够智慧”而不是一味地“智慧”，从而将技术重新定位为改善城市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技术是一个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有力工具，但是技术必须与其他形式的创新和社会变革相互配合，不要为了技术而技术，技术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足够智慧的城市不会把城市视为优化的对象，而是把政策目标放在首位，认识到人和制度的复杂性，从整体上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论述如何建设足够智慧城市，格林在书里探讨了美国多个城市如何结合技术和非技术手段来创造宜居之城、民主之城、公正之城、负责之城和创新之城，分析了不同城市改善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的案例，包括哥伦布市的产前保健、巴列霍的参与式预算、约翰逊县的前瞻性社会服务、西雅图的监控条例以及纽约的数据演习等案例，并总结建设足够智慧的城市的五个基本原则。

《足够智慧的城市》翻译说明

我翻译了这本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如果不做城读，就不会有翻译本书的机缘，因此略微交代一下本书翻译出版过程：去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吴咏蓓老师因为城读辗转找到我，邀请我翻译2019年4月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的The Smart Enough City。签订合同后，开始翻译全书。本书第一、二、三章由我初译，第四、第七章由张惠娟初译，第五章由杨澜初译，第六章由郭玮杰初译，然后我重译全书，2020年春节期间赶上疫情，蜗居家中翻来覆去修改数次，将完成的译稿交予出版社校译。今年9月，收到出版社返回的校译稿。用一个月时间斟酌修改，定下最后译本。11月，排版校对完成的中译本正式出版。期间与吴咏蓓老师交流均由网络和快递完成，虽然并未谋面，工作有条不紊次第推进，合作愉快，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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